“今年，侬蟹吃了哇?”菊黄蟹肥的金秋时节，在上海经常可听到这样的对话，就像北京人互相约着吃烤鸭一样。

　　上海是一个特别嗜吃螃蟹的城市，上海人吃蟹是出了名的。儿时记忆中的大闸蟹，是小菜场里的吆喝声，“大闸蟹，大闸蟹，老便宜格大闸蟹，两块洋钿一大串”，那时的蟹是用一根稻草绳串起来的，一个扎一个，长长的一串，无肠公子们丝毫没有在湖里时的耀武扬威了，嘴里吐着白白的泡沫，老老实实的样子。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，吃大闸蟹便是上海滩的一种时尚，一种生活情调。自幼生长在上海的电影明星胡蝶嗜蟹如命，一口气能吃七八只大闸蟹，而且吃法高明，动作娴熟，有“食蟹拥趸”的雅号。胡蝶晚年侨居加拿大，有朋友去探望时问她：“你最忘不了上海的是什么?”胡蝶笑答：“大闸蟹!”

　　在别的城市叫得好好的螃蟹，为什么到了上海就成了“大闸蟹”了呢?上海人自己也是众说纷纭，一种说法是，苏州的捕蟹者在湖湾设置竹片编成闸门，夜间挂上灯火，蟹见光亮，即循光爬上竹闸而被捕获，故称“闸蟹”，“大闸蟹”即大螃蟹。另一种说法是，“大闸蟹”出自上海话，螃蟹的吃法以蒸煮最为正宗普遍，上海话发音“煮”即“闸”，“大闸蟹”即“大煮蟹”，后来叫顺口了就成了“大闸蟹”。

　　沿袭至今，吃大闸蟹俨然成了秋日申城的一道别样风景，成了海派食文化的精髓之一。一到入秋时节，上海人定要美美地过把蟹宴瘾，否则，“阿拉”简直不能算是个正宗上海人。对于大闸蟹的吃法，据说是从苏州人那里沿袭来的。最讲究的吃法是要使用“蟹八件”，也就是吃的时候所使用的工具，有小刀，小钳子，小矬子、小榔头什么的，听老辈人讲，有水平的人，蟹壳里面的肉能吃的精光，一丝纤维也不会落下，吃完了，还能把它的壳拼成一只完整的蟹，简直快成艺术了。

　　上海人吃大闸蟹讲究“九雌十雄”，即9月份应该吃雌蟹，那时候蟹黄最厚;10月份应该吃雄蟹，那时候蟹膏最肥。懂蟹者，一定要吃当天蟹，隔天蟹会走味儿。而且螃蟹表面一定是“青背、白肚、金爪、黄毛”，这样才会肥美，而且说明是清水中长大的。吃大闸蟹要喝酒，最好的搭配的是一种名叫“桂花蜜”的黄酒，在黄酒里加入刚采摘的桂花，吃蟹时加热饮用。调料也挺有讲究，醋一定要镇江的香醋，最好是陈的，不至于太酸，影响舌蕾对蟹肉的感觉。生姜要当年的，姜味足，用刀背拍成细泥，再加上棉白糖少许。吃好蟹背里的膏黄，接下去就要吃蟹肉了，先把大闸蟹掰成两半，依次品位，蟹身上的肉，可以用筷子，也可以用干净的牙签之类的东西轻轻地剔下来，切忌把整个蟹身都蘸上调料咬着吃，这无异于牛饮上等的龙井。有一个有趣的故事，是说以前上海人乘火车到北京，上车前都要买一只清蒸大闸蟹。他们每到一站扯一只蟹腿吃，循着蟹身的结构，逐节逐块地，像拆解一只劳力士表一样，循着纹理门道，一节节、一瓣瓣地拆解下来细细品味，车到终点站时正好吃完。旅途的枯燥无聊在一只螃蟹的美味中消解得津津有味、充满乐趣。

　　过去上海人吃的大闸蟹专指“阳澄湖大闸蟹”。阳澄湖产的大闸蟹，体大、味美、质优，被誉为“蟹中之王”，名气甚响。秋季每逢周末或节假日，上海到阳澄湖的路上，“吃蟹团”的汽车每天至少有上千辆，人们呼朋唤友、成群结队涌往阳澄湖吃蟹，每年秋季的“阳澄湖口腹之旅”简直成了一种类似于朝拜的仪式，与其说是来自口舌的生理需求，不如说是溶入上海人灵魂深处的一种文化驱动。

　　蟹也吃了，酒也喝了，端一只躺椅，就在弄堂的街灯下，悠闲地拉着家常，顺便又流出一句：“今年，侬蟹吃了哇”?总之，上海人一年四季，除了饭，其他的都可以不吃，但惟独大闸蟹，再忙再穷，也要吃上几只，如果不吃，就感觉今年什么也没吃，遗憾的情绪一直要延续到第二年的秋风里，或许，这就是情结吧。